鸟瞰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蒋洋波摄/光明图片
卞家山墓地出土漆器 国家文物局提供
反山墓地考古发掘现场 国家文物局提供
良渚遗址出土的各种陶器 国家文物局提供
文家山墓地出土的玉璧等玉器 国家文物局提供
反山12号墓出土的三叉形玉器 国家文物局提供
反山20号墓出土的玉琮 国家文物局提供
反山墓地出土的嵌玉漆杯（复原）国家文物局提供
【守望家园】
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碧波三万六千顷，连绵七十二峰，风景异常秀美。
富饶的环太湖地区，北至长江、南抵钱塘，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西部有茅山、天目山脉为天然屏障，地理环境优越，自古便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独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
西施浣纱的凄美、勾践卧薪的胆色、干将莫邪的壮烈，吴越故地曾为后人留下了无数传奇。然于春秋之前，这里却予人一种“若明若昧”的感觉，似是一片“化外之地”……
直至20世纪，当考古学家将一个美丽的名字纳入了历史的视野，我们才得以为这亘古的辉煌心生感叹。
这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良渚。
秦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本刊特邀她为您讲述5000年前这里曾经发生的传奇故事。
1、于乱世中重见天日的良渚
对中国考古学来说，20世纪30年代还只是它的童年。
1936年冬季，在西湖博物馆任职的施昕更发现并一个人主持发掘了“良渚”遗址。隔年春天，他又请来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大专家，参观遗址指导工作。良渚遗址的发掘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
1938年，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山区参加抗战游击，一边克服困难继续考古整理工作，使得五万余字、百余张图片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得以在战火纷乱的上海正式出版。可惜不久，年仅28岁的施昕更就不幸病逝，刚刚起步的良渚研究就这样中断了。但是这本正式发掘报告，以其严谨科学的态度确认发现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令“良渚”这个美丽的名字早早地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为后人研究留下了珍贵的线索。
解放后不久，夏鼐先生在对“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阐述中，正式提出和肯定了“良渚文化”，当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只知道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阶段，广泛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这类文化被称为“黑陶文化”，因而夏鼐先生为“良渚文化”命名意义重大。
对良渚文化认识的转折点出现在1973年。通过苏州草鞋山墓葬的发掘，考古学家们惊讶地发现，良渚文化不光有黑陶，原来过去清宫旧藏、被乾隆皇帝当成汉代宝贝的那些玉器，居然都是新石器时代的，属于良渚文化！紧接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常州寺墩墓地、苏州张陵山墓地、上海福泉山墓地一个个被发现和发掘，每个地点的大墓中都出土了丰富精美的玉器——从此，玉器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
历史往往有巧合，1986年，也就是良渚发现五十周年的时候，浙江省的考古学家终于在施昕更发现并命名“良渚”的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的显贵大墓。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注定是要由良渚人来为这个值得纪念的50年献上一份厚礼。反山和瑶山墓地的相继发现和发掘，让学界再一次为良渚玉器所能达到的艺术和技术成就而惊叹，出土“琮王”的反山墓地第12号墓葬，也无疑成为目前所知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王墓”。
考古学家研究的不仅是精美的文物本身，而且要通过各种高新科技手段的运用，来理解物质文化产生的背景，了解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良渚遗址内，发现高等级大墓的同时，莫角山土台作为遗址中心的宫殿区被发现；2007年，发现了围绕着中心土台和反山王墓的大型城墙；2015年，遗址群周围大型水坝等水利系统通过多年调查试掘得以确认。与此同时，周边地区也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墓地。比如：江苏的常州高城墩、无锡邱城墩等高级墓地，上海在福泉山墓地旁边新发现的吴家场墓地，都为了解整个良渚社会的分层分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跨过长江出现在苏北地区的蒋庄墓地、浙南山区的遂昌好川墓地——这些走出长江三角洲地带的良渚文化因素，也让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良渚文化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
最终，2018年，经过反复论证和准备，“良渚古城遗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正式的提名申请，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历时80多年，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良渚文化”，终于在几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重见天日，正式走上世界人类文明史的舞台。
2、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