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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稿时代终结了吗? 学术研究价值受到关注

      2019-03-04 20:34:22 网络整理

      手稿时代终结了吗? 学术研究价值受到关注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手稿

        ●作家手稿还记录着稿子发表的过程,包括编辑、校对在稿子上的加工

        ●作为文本生成的第一关和最初环节,手稿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

        ●保持一些手写习惯,有助于保持和母语文字之间更为深切、更富质感的血肉联系

        看惯了规矩整齐的印刷文字的读者或许都有这样的好奇,在成书之前,作家在稿纸上会留下怎样的笔迹?是娟秀规矩的,还是潦草奔放的?是一气呵成的,还是反复涂抹的?手稿中留下了哪些隐秘的痕迹和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手稿展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接触作家笔迹的机会,揭开了一部作品最初形成时的神秘面纱。

        回望手写时代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回望手写时代——馆藏80年代手稿展”展厅,刘心武、高晓声、舒婷、汪曾祺、巴金、张洁、莫言、张承志、刘震云等知名作家上世纪80年代的手稿瞬间将观众带回了那个电脑写作尚未普及的手写时代。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在尚未改革开放的中国产生了巨大轰动,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和80年代文学的前奏,这部手稿安排在本次手稿展的开端位置。面对40多年前,墨迹已经渐渐淡化的手稿,观众不禁伫立沉思,想象作家当年一笔一划写下这部文学史名篇时内心的紧张与冲动。

        1985年,莫言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这篇作品被张洁视作天才作家诞生的信号。与后期莫言的笔迹不同,细心的读者发现,这部手稿有点像黑板报上的美术字。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介绍说,这确实是莫言的笔迹,他曾在连队当过通讯员,那时候的字体是写过黑板报写出来的,和现在的笔迹出入很大不足为怪。

        除了作家笔迹外,有些手稿上还留有编辑的笔迹。手写时代的编辑工作与今天不同,很多编辑都是在作家手稿上直接修改。不少手稿上还留有排版信息,《班主任》手稿的第一页,编辑分别对标题、作者和正文做出了“一仿”“四楷”“五宋两栏”的标注。在《透明的红萝卜》手稿上,编辑留下了“老五宋两栏排20字一行”的标记。这些排版信息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铅印时代的出版流程。李敬泽介绍说:“这批展品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作家手稿,同时还记录着稿子发表的过程,包括编辑、校对在稿子上的加工,还保存有稿签。”

        本次展出的大多数手稿来自《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杂志当年的作家投稿。上世纪最后20年是中国当代文学手写时代最后的黄金时期,之后随着作家“换笔”进入电脑写作时代,当代文学手稿存量已非常稀少。“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界忽然意识到手稿的重要性。为防止手稿散失,中国作协和许多杂志社开始有意识收集手稿,并移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统一收藏。”李敬泽介绍说。

        中国现代文学馆保管阅览部副主任慕津锋介绍说:“目前现代文学馆收藏的手稿有3万余件,重要藏品有老舍《四世同堂》手稿(国家一级文物),巴金《家》《春》《秋》(铅印修改稿)和《随想录》手稿,闻一多1946年牺牲前创作的《九歌》手稿,茅盾《子夜》、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朱自清《敝帚集》、吴祖光《风雪夜归人》手稿。当代文学中,收藏有《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手稿,《骚动之秋》《沉重的翅膀》《少年天子》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手稿,等等。”

        手稿的多重价值

        保护利用展示好作家手稿,对文学爱好者直观了解作家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手稿的学术研究价值也日益受到关注。

        何为手稿?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陈漱渝介绍说:“手稿是作者手写的原稿,具有一定完整性,与‘手迹’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任何亲笔书写的痕迹都是手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认为:“手稿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前者指的是作品手稿,后者还涵盖了书信、日记、公文、题跋等作家的各类文字。作为文本生成的第一关和最初环节,手稿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

        目前,国际学界手稿研究视野不断扩大,“涵盖书法、绘画、手迹,以及出版校样,甚至手工制作的艺术品,版画、雕塑、篆刻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主任王锡荣介绍说。

        近日,新版《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集分卷主编之一、东北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中心主任徐强说:“新全集较北师大版多收的238封书信,绝大多数是据新征集到的原始手迹整理出来的,包括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的汪曾祺致邓友梅、萧乾等人的信件。另有汪曾祺于1985年访港期间所作的演讲《寻根》,依据手稿收入《全集》,为理解他与寻根文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文献。”可见,手稿在编辑文集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原初手稿,相对于其后所有版本而言,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第一‘祖本’,具有不可取代的文献价值。”徐强说。

        “手稿大体上有三种形态:草稿本、清稿本(包括作者助手的誊清稿本)和上版付印时‘齐、清、定’的上版稿本。”陈漱渝说。作为底本,手稿是订正错讹的依据。徐强提到了一个例子:汪曾祺小说《戴车匠》中,“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工作间,是叫人感动的”经手稿本校勘发现当为“一个人走进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动的”,编辑臆测擅改一个字,导致意思南辕北辙。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符杰祥认为:“手稿与各种印刷本的比对校勘,不仅可以辨优劣、定是非,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与阅读文本,给深化文学研究提供无可替代的重要学术资源。”他提到,《阿Q正传》中,“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一句,手稿残页为“在柜上一扔,说”。鲁迅未做修改涂抹。在《晨报副刊》发表后,各印刷版本均缺少逗号,阿Q举止之间的骄横之气失色不少。

        陈漱渝说:“鲁迅曾指出,从作家的最终定稿中可以领会到‘应该这么写’;而从作家的修订稿中可以领会到‘不应该那么写’,手稿能展示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作家行文运思的过程和情感态度的变化都能从手稿中解读出来。在符杰祥看来,鲁迅杂文《三月的租界》很能说明这一点。手稿最后“‘拳头打出外,手背弯进里’,这是连文盲也知道的”被鲁迅涂去,他引用江浙一带的乡间俗语,用以回击躲在租界背后化名谩骂萧军及《八月的乡村》的人。从团结御侮的策略出发,这段愤怒激扬文字最终被鲁迅删去。“从手稿涂抹的黑色边缘,可以感受到一种利箭迅疾射出去又硬生生收回的策略调整与理性控制”,符杰祥说,“手稿因其‘未完成’的特点,具有多种可能性,打破了印刷文本的最终解释权,对深入解读文本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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