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凌利中
晚明杰出的上海籍书画大家董其昌（1555—1636），集前人之大成，融会贯通，洞察时弊，及时且明智地提出划分“南北宗”的画学审美观，并在实践中加以充分印证，创中国文人画理论史上又一高峰。董氏拈出“笔墨”论，昭示“笔性”论，翻开了文人画创作的新篇章，亦造就了其于画史上自出机杼、承上启下的重大历史意义。
【明】董其昌 秋兴八景图册之二 上海博物馆藏
【明】董其昌 秋兴八景图册之六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所处的明末画坛，面临并需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四大问题：一是反思吴门画派及其后续的局限；二为总结浙派及其末流之失；三需摆脱史无前例艺术商品化的巨大冲击；四是需从艺术史发展高度梳理前代画史，并寻求出超越的理论。尽管此时“吴门画派”之深厚传统，依然是一个重要渊源，但客观上，诸遗民画家之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对董其昌画学思想的继承，并造就了以八大、王原祁、石涛、吴历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家，达到了又一高峰。无论是以集传统之大成、注重在笔墨中实现心境与表现的四王（如本展中王原祁《仿高克恭云山图》轴），还是“搜尽奇峰打草稿”、注重以天地为师的石涛、弘仁（如本展《新安六家山水图》卷），以及金陵诸家等，大都是对“笔墨论”各取所需式的个性化演绎与创造。如龚贤发展了董氏积墨法（如本展《木叶丹黄图》轴）；恽寿平疏简了董氏笔墨，笔性高洁，空灵高逸（如本展《仿古山水图》册“毗陵半园唐氏所藏董宗伯小册”）；吴历亲受王时敏指导得南宗正脉，又融以实境另辟蹊径等等（如本展《湖天春色图》轴）。
本文欲指出的一个画史现象，即明末清初之画坛，无论是吴门、松江、娄东、新安，还是金陵、武林、姑孰等地，在时局动荡的朝代更替之际，随着遗民间往来更为密切，涌现出各画派互动之潮流。这种现象肇自晚明，如：浙派健将金陵画家蒋嵩之子蒋乾弃乃父画风不顾，全以吴门画风为宗；而吴门张宏却受金陵画家影响，欲以实境改造纤弱笔墨，作品亦有为董其昌入目鉴赏者。这种趋势至清初可谓更为突出，若追溯各家各派之传统渊源，多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情形。
与张宏类似的吴门画家沈颢，所作山水尤得沈周隽永笔法，自称“家石翁”，为吴门后续中坚。据其自述，万历三十七年（1609），与陈继儒拜访于董氏宝鼎斋，时受画艺教诲（题陈继儒《山川出云图》卷，故宫博物院藏），晚年又专注整理画理。其题跋中透露极多，如曾聆听董其昌畅谈古代笔法，并作记录：“北苑、巨然，善用浑墨、积墨、飞墨、焦墨、破（墨）五种家法。”（同上），又如顺治十八年（1661）题叶欣《山水图》册：“玄宰谓予王右丞有韵文无声诗，直从禅悟中来，七破蒲团，不独人功诣极也。故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竟空隔阴之迷，渲墨吮毫，政其养摄圣胎处也。”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董氏画学史料，其情形如冒襄（1611—1693）康熙十九年（1680）《行书董其昌画旨》册、高士奇题董氏《山水画稿》册，两册皆属传世较早的节录《画旨》墨迹。
对新安画派影响极大者倪瓒，以及在融合黄山实景渐成风尚过程中，往来于吴门、新安间的詹景凤，嘉定程嘉燧（1565—1643）无疑亦甚为重要。程氏原籍歙县，侨居嘉定，早年受吴门画风影响颇深，与沈周凝练磊落之笔性尤合，此后其上溯倪瓒，参融黄山实境，形成了劲健简括、气象清疏之风格，亦为受董氏影响者之一。
孟阳于倪氏画作多有收藏，且时有透露：“倪云林画似陶韦诗，所谓淡而味深，雘而实腴，今人罕知其妙。余家藏《霜林远岫》《秋溪迭嶂》，皆第一神逸名迹。”（崇祯三年（1630）《仿倪山水图》扇，上海博物馆藏）程氏少时，董其昌曾过其家“索观倪云林《霜林远岫》”（《偈庵集》卷二），更是引以得意。程氏与黄山，可谓乡缘、画缘兼有之。据《十百斋书画录》录其《方舟话雨图》页透露：崇祯十四年（1641），程氏游黄山，自桐庐至榆村，宿新店，下富阳。其作品，身后已为清初新安画家关注，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郑旼《高冈远眺图》页（上海博物馆藏）“尝见程孟阳……偶然摹此，神理不隔，不觉与萧君尺木（萧云从）长歌朗发”。倪瓒与黄山，系新安画家艺术两大源泉。程氏之画风与画学追求，于彼时彼地能得到共鸣，恐非偶然。
而一生以董其昌画学思想为艺术追求的查士标，于新安画家中颇具代表。其画尤重元人，且为阐述与发扬董氏画学的重要实践者之一。难能可贵的是，查氏不泥于古，于宋元诸家中，找到最为契合自己秉性的小米云山、倪瓒作为生发点，并参融宋元各家，形成了萧疏明洁、简淡清润的独特风格。其逝后不到三年，石涛题于郑旼《仿倪瓒狮子林图》卷（上海博物馆藏）曾评：“余故追思昔时师倪者，渐江名胜，人称独步。梅壑（查士标）、允凝（江注）诸辈犹效之。”可见其沉迷倪瓒，推动了清初新安画家的风气。
又如武林蓝瑛，早年亦受董其昌影响，如其29岁所作《溪山秋色图》卷（天津博物馆藏）。中年后，通过广泛交游，如杨文骢、孙克弘等，尤于诸鉴藏大家如张觐宸等处观宋元名画极多（其题跋透露很多），遂上溯宋元，尤于黄公望情有独钟，自谓学之“四十余年”（《仿大痴山水图》卷，尤伦斯夫妇旧藏），终不为董氏画学所囿，兼容南北，自成一家。不仅获陈继儒“谓子久化身作怪”之赏，亦为董其昌认同，曰“笔墨纷飞”（董元行题，同上）。而籍贯会稽，活动于武林的姚允在（1624—1641间有作品），亦为清初画坛互动潮流健将之一。“简叔初学于田叔（蓝瑛），中年笔力过之，名誉大噪”（龚贤题姚氏《仿江参山水图》卷），后流寓秦淮，对金陵诸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与籍贯金陵、寓居吴门的蒋乾形成鲜明对照的云间叶欣，选择金陵作为其艺术探索的滋生蒙养之地，其山水近师姚允在，参以金陵地貌气候，形成了淡远静谧的独特画风。若追溯上述各家渊源，董其昌之身影若隐若现。
有关董其昌的研究课题，空间十分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难度与复杂性不亚于甚至超越于赵孟頫之相关研究。希冀上博举办的此次董其昌展，及相关学术研讨，能成为董其昌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倘有可能，甚至可能将其列为中国画史中的一门“董学”，犹如文学史之“红学”（《红楼梦》研究），皆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经典学问之一。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