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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抒情传统

      2019-11-22 21:08:37 meishushi.net

        20世纪20年代,陈师曾发表了著名的文人画价值论。陈氏以文人画为中国本土美术体系之精华,将其特点概括为“文人以其材料寄托其人情世故、古往今来之感想”。他以为,“文人画有何奇哉?不过发挥其性灵与感想而已”。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陈世骧、高友工等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提出了中国“抒情传统”的概念,在与陈师曾遥相呼应的同时,更将抒情上升为一个总括性的概念去观照中国文艺。陈世骧认为中国文学的荣耀是抒情诗,而抒情诗的两大特点是具有音乐的形式、内容或意向上的主体性和自抒胸臆。高友工则强调抒情精神是“无往不入、浸润深广的”“自中国的雅乐,以迄后来的书法、绘画都体现了此种抒情精神而成为此一抒情传统的中流砥柱”。他以“美典”去翻译通常译为“美学”的“asthetics”,创发“抒情美典”说。而所谓“美典”,是指创作者和欣赏者对创作、艺术、美以及欣赏的看法在文化史中形成了一套艺术的典式范畴,这些观点超越个人好恶而进入文化传统的集体意识。

        主题性美术,是20世纪从欧洲引入并发展为中国美术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美术类型。“主题性”概念大致在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的美术评论中引入,指有情节的历史题材画、风俗画等。在中国现当代美术版图中,主题性美术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机制,从50年代开始至今,主题性美术一直得到政府的支持与赞助;二是其数量,因为这一机制,主题性美术具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在全国性的展览和媒体宣传中极受重视和关注;三是其质量,数十年来有众多优秀艺术家投入到主题性美术创作中,殚精竭虑,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创造了诸多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主题性美术之所以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新美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上述理由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在适应中国现实、植根中国本土的进程中,逐渐接纳、吸收了中国本土美术传统的特质,从而实现了本土化。而被陈师曾、高友工等人所推崇的抒情,正是其中之重要一种。

        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本土美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外来美术的逐步本土化作为两个维度,共同构建起了中国的新美术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美术的本土化是一个讨论日久、实践颇多的议题,但至今依然留有不少可再讨论与再实践的空间。

        欧洲主题性美术以油画、壁画为主要承载媒介,以叙事为要旨,按陈世骧和高友工的归类,属于叙事传统或者叙事美典的范畴。其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进程,按照时间顺序,首先是使用中国美术传统媒介,其次是对抒情性的融入。前者的例证比比皆是,如《愚公移山》《婆媳上冬学》《八女投江》等,都清楚地叙述了一个历史或者当代的故事,是标准的以叙事为要的主题性创作。

        新时期以来,中国画的主题性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叙事中加入抒情,艺术家个人抒怀有机地融入主题叙事中。周思聪创作了《矿工图》组画,叙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疯狂掠夺中国资源、残酷压榨中国矿工的历史,作品是画家“以个人之心直面人类灾难、困苦而创作的绘画史诗”。邢庆仁的《玫瑰色回忆》,选择了一代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历史题材,却并未按照正统历史画的方式进行叙事。画中人安静的、并不激昂甚至有些梦幻的状态,也是与画中人同龄的画家心理情绪的外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青春叙事。两位艺术家的创作,不但突破了主题性中国画创作的既有格局,也对众多非主题性创作产生影响,从而参与并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画的变革潮流。

        从周思聪的中年变法到邢庆仁的青春书写,两代艺术家创作了引领一时风气的作品,勾连起20世纪80年代主题性中国画变革的线索。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发现在主题性创作中越来越倾向于直接抒发艺术家情感以升华主题的审美趋势。这既同艺术家个人对中国抒情传统的自觉意识有关,也与彼时美术发展的大环境有关。80年代发生了第二次20世纪中国画世纪大论争,对中国画全盘否定者有之,坚决捍卫者有之,针锋相对的情势促成了中国画势在必行的变革。这一变革是多向的,有向民间绘画的求法,有向实验水墨的迈进,有向文人画的回归。于是,文人画的抒情性就顺理成章地融入包括主题性创作在内的中国画创作中。从80年代初期的小规模探索到中后期的普遍运用,抒情的融入,使主题性中国画在叙述故事之外,多了突破画面时空的“象外之旨”。

        作为优秀中国本土美术传统,在与叙事的百年张力关系中,抒情传统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得到画坛的正视和重视,其与叙事的融合,使主题性美术这一外来美术样式走向了一段加速本土化和深度本土化的进程。可资印证的是,在2009年完成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众多评论家都将“艺术家的独特感情”和“创作者让画面保留一种出于创作者自身生命感知的表达的饱满度”作为评判作品得失与优劣的标准,这并非一种巧合与偶然,其既是对主题性中国画创作在叙事中融入抒情的呼应,更是对中国本土美术“抒情美典”这一集体意识的表达。


        《 人民日报 》( 2018年09月16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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