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坚的《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是中国当代为数不多的博物馆史著作。作者从1970年代兴起的新博物馆运动（博物馆史、博物馆实践及博物馆学的多元互动）出发，试图超越新博物馆学片面关注孤立的物质性的收藏史的缺陷，并以物质为媒介，以具有情景主义倾向的物质文化研究方法阐述、探究与重读中国早期博物馆史。诚如作者所言：“只有在连续物质和思想，兼容文本和神话的物质文化研究方法下，早期中国博物馆史才有可能重回行业和学科记忆当中。”
实际上，从批判的新博物馆学出发，以国际新博物馆运动的宏观视角，将中国纳入到国际博物馆运动的潮流中，耙梳史料，重新审视、思量、阐释中国早期博物馆史，也正是对1940年代李济、曾昭燏的《博物馆》与1960年代包遵彭《中国博物馆史》的所谓“二源一脉”阐释体系的超越。而这一阐释体系，至今仍在中国博物馆史的叙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二源一脉”，还是作者的“物质文化研究方法”的阐释体系，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首先，大众视野中的博物馆形象是否也要纳入到博物馆史的阐述中。正如邓肯·卡梅隆对博物馆的阐释，博物馆到底是“神坛”还是“论坛”。20世纪初的中国博物馆，无疑是精英式的博物馆，是“神坛”，是知识精英的艺术殿堂，是上海等少数城市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市民的消闲场所。大多数民众都没有去过博物馆。这些民众对博物馆的认识，融合了传统中国的神秘主义、道听途说或从报刊书籍所知的零星讯息及揣测、想象，左右着社会主流对博物馆的认识。如上海部分花边小报、杂志，常嵬集一些千奇百怪的见闻，包括博物馆收藏的奇特藏品。上海的一些作家，以博物馆为背景创作侦探小说，极力渲染博物馆的阴森恐怖与诡异氛围。这种颇有读者的小报、杂志的撰文，实际上体现了报刊读者群的品味与需求，窥奇探秘，恐怖刺激，而博物馆刚好为其提供了背景。而这样的背景，能够融入文章，并不被读者视为不正常，原因也在于博物馆的形象符合读者心理预期。大众文化中的博物馆形象，也应是中国博物馆史的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博物馆史的撰写仍然坚持精英视角，而忽视大众视野中的博物馆形象。
其次，作者虽然从新博物馆运动出发，试图从更为广泛的视角，阐释中国早期博物馆史，却又忽视了1970年代以来的诸多国际运动思潮，如女性、跨性别、环保主义、宗教多元等。以女性为例，早期中国的博物馆中，女馆员并不多见，但在观众群里，女性观众却占了非常可观的比例，在博物馆举办个人艺术展览的闺秀、名媛与女艺术家，不在少数。但如何从整体上探究女性与博物馆的关系，作者并未言及。
著作虽然忽略了一些并不显得重要的问题，但博物馆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博物馆史的书写也难以坚守简单的原则。从这一角度看，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审视理论、实践与学术之间的多元互动，正是本书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