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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十六国书法

      2018-10-28 22:53:45 中国美术史网
        东晋和十六国长达100馀年的南北对峙,是西晋末年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的直接结果。对于政治经济,这是一场灾难;而对于书法来说,这种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外在条件的更新,却是一个发展机遇。
        随晋室南迁的世家大族,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需要心灵的解脱,于是,他们抛弃繁琐
        经学,通过服药、饮酒、游心自然、清谈、乃至寄情书法等生活方式,开拓了一片与汉代读书人很不相同的生活空间。书法在世家大族流风相扇、竞能斗胜中,表情达性的功能被强化,含蕴的内涵得到扩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行、草书,不仅使行书作为一种字体完全定型,而且本身在艺术上树立了历史的新高峰,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标志,在书法史上巍然耸立,至今仍熠熠生辉。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世家大族作品和非世家大族作品。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这一时期不同阶层的书法风貌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它是这一时期书风差异的主要表现。
        1、世家大族
        唐代窦臮《述书赋》叙述东晋书法的状况说:“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王、谢、庾、郗,不仅是当时政局的主要支柱,同时是当时主宰书坛的主要家族。此外,卫、桓等族亦皆不弱,共同构成了东晋世家书法的鼎盛局面。
        (1)王氏家族是东晋初年势力最大的家族,当时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同时,终东晋一代甚至整个书法史,王家也可以说是最为煊赫的一族。
        王家的第一代,在东晋就都享有书名。其中书名较盛的有王敦、王导、王旷、王廙。王敦的书法《淳化阁帖》卷二,有他的草书《蜡节帖》,笔势雄健,气势威武。王导的书法有《省示帖》、《改朔帖》,唐窦臮《述书赋》评他的书法:“将以润色前范,遗芳后车,风棱载蓄,高利有余。”王导在西晋末年带《宣示表》过江,为东晋书法保留了重要的典范作品,对东晋书法发展有贡献。王旷是王羲之的父亲,宋陈思《书小史》评其“善行、隶书”。王廙是最为突出的书家,书画双绝,书法“谨传锺法”(羊欣语),“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僧虔语)。
        第二代中,王羲之为整个时代书法的核心人物。楷书方面,他在锺繇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法则,创制出影响千古的范式,从此使楷书的各种点画有了明确的分工,隶书与楷书完全分流,成为特色截然不同的两种字体。行书方面,他继承锺法,使之进一步规范化,也成为后世模范,充分体现“晋尚韵”的特色。草书方面,他进一步使章草向今草转化。总之,他将锺繇古质朴素的书风改变为风流妍妙的今体,尤其是他的行书、小楷书,标志着这两种字体的成熟。他以完美的技法和婉媚的风范,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书法的进程,被后人誉为“书圣”。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生于西晋太安二年癸亥(303)。他少年时即得到从伯王敦、王导的钟爱,被视作“佳子弟”。他曾自称“素自无廊庙志”,但却肯于为国计民生作努力。因为他担任过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人有时也称他为“王右军”“王内史”。但他也有一般东晋士人的习性,比如雅好服食、寄情山水,史称他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
        其行书传世有《哀祸》、《姨母》、《游目》、《丧乱》、《二谢》、《得示》、《何如》、《奉橘》等,均非原迹,多为唐人摹本。代表作《兰亭序》,享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作品写于永和九年(353)暮春三月三日,当时王羲之与亲友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行修禊之礼。王羲之酒酣兴浓,用茧纸鼠须笔为兰亭集作序,凡二十八行,三百三十四字。
        王羲之传世草书作品有《十七帖》、《初月帖》、《快雪时晴帖》等。《十七帖》内容是信札,点划清健峻快,结体灵动多姿,富有情趣,是历来写草书的范本。《快雪时晴帖》麻纸墨迹,四行,28字。清高宗以为“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并在帖后跋“龙跳天门,虎跃凤阁”,并将该帖及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视作“三希”,同置于三希堂内。
        他的小楷书传世的有《黄庭经》、《乐毅论》等。唐孙过庭《书谱》里评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认为同样表现了王羲之的“情性”与“哀乐”。
        第三代中,王献之不为其父所束缚,而是改其父的内擫笔法为外拓笔法,大胆创新,进一步破除古法,增强点划之间的牵连映带,突出节奏的变化,使行草书更具自由发挥的空间,创造了“破体”。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故又称“大令”。《晋书》称其“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
        他以行书的笔意写楷书,以草书的笔意写行书,介于二体之间,却又兼二体之长。随手挥洒,俯仰适意,触处生妙,令人观字而想见其风流。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廿九日帖》是行楷,笔法严谨结实,转折处方硬有力,结体微带横扁,应当是还没有形成自家风格时的作品。但末尾四字的草法,体势舒展大方,已能见出其气质。
        王献之的行草作品,最有名的是《鸭头丸帖》和《中秋帖》等。《中秋帖》是米芾临本,可以不论。《鸭头丸》,绢本,共两行,十五字,笔致稍枯,然不失润泽,“鸭头丸故不佳”六字成一段,“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九字又成一段,笔势酣畅,圆转生动,痛快淋漓,行笔疾徐有度,笔断意连,流贯而下,纸短意长,可见书写时略无滞碍的状态,非常充分地展现了王献之行草的独特风格。
        王献之的楷书流传后世的,仅有小楷《洛神赋》。白麻笺,南宋贾似道先后得二纸共十三行,摹刻于水苍色端石上,以其石碧似玉为喻,称《玉版十三行》。锺繇小楷,虽然号称“正书之祖”,但留有隶意;王羲之小楷,完善楷法,体势端谨,法度严密。而《玉版十三行》则点划圆润,字势开张,有流光溢彩、逸致翩翩、飘然远举之致,远观如鹤舞九霄,近看如逸士清游,无一丝尘俗之气,令人神清目畅,与其行草一样,富于风流潇洒的气质。
        这一代中其他人物如王徽之、王珉、王珣等,在当时也都有影响,其中王珣由于《伯远帖》原迹意外流传后世,并在乾隆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米芾临本)并列称为“三希”,而形成了极大影响。即使在东晋以后,这个家族虽然逐渐降低了地位和影响,但书法活动仍然极为活跃,出了不少名家。
        (2)庾氏家族中,有庾翼、庾亮、庾冰、庾怿。庾翼的书名一度在王羲之之上,甚至因为与羲之争胜而有“家鸡野鹜”之语,直到后来看见羲之写给其兄庾亮的草书信札,才信服王羲之可追张芝。张怀瓘《书断》云:“庾翼字稚恭,颍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弟,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善草、隶书,名亚右军。”
        (3)谢氏家族中,有谢安、谢尚、谢万。谢安,字安石,年四十出仕,为一代治国重臣,名声亦自不菲。王僧虔《论书》曰“谢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为子敬书嵇中散诗。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他与王献之之间关于羲、献孰胜的讨论在书法史上尤有影响。
        (4)郗氏家族后起,也出现了几位有影响的人物,如郗愔、郗昙,王羲之早年书法不及郗愔(虞龢《论书表》)。郗家书法,以郗愔为最。他的思想以道为主,致力于玄学、书法、优游。善于章草,代表作《至庆帖》。
        (5)卫氏家族自西晋以来就人才辈出,至此虽然稍杀,也非无人,最重要的人物是卫夫人铄,为汝阴太守李矩妻,她“规矩锺公”(张怀瓘语),继承锺繇书风,是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对于书圣的成长有重要的作用。
        桓氏家族中,桓温、桓玄等人,亦都擅长书法;其他家族如太原王等,也出现了一些书法人才。
        这些家族都是当时的上层贵族,有着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也能够接受高层次的教育,因而对于书法来讲,是一支高素质的队伍。他们的积极介入,迅速地提升了书法的社会地位,当北朝还把书法视作佣仆之役时,书法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是一种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可以展示他们独特的胸襟,寄寓他们的喜怒哀乐,传达他们对于人生自然社会的种种感悟。这种态度,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是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的,由此开始,书法真正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不能须臾或忘的精神活动。
        东晋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这些贵族人物的独特情怀。身居庙堂时,他们也会像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心忧天下。但其他许多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权威,因而当回到个人的生活中来时,他们崇尚玄谈,寄兴高远,饮酒服药,悠游山水之间,纵情享受人生,他们的精神,体现为不拘不执、潇然放旷、纵意自适,虽然其中也许隐藏着深深的绝望和痛苦。这种精神风貌,在他们的书法里得到了真实的显现,后来人把这种艺术风貌的精华,概括地称为“韵”,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美的一大典型,长期得到崇敬。
        2、非世家大族
        非世家大族书法,按地域分,可以分为东晋和十六国;按载体说,可以分为石刻、墨迹两类。
        东晋继续禁碑,正式碑刻极少,著名的《爨宝子碑》,出于云南边地,处于似楷似隶之间,是少数民族的一件杰作;在东晋统治的核心地区,目前所见主要是王谢墓志,材质多为砖,或许不是非常正式的,如《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王闽之墓志》、《夏金虎墓志》、《谢琰及妻王氏墓志》等。这些作品与世家大族书法有很大的不同,方整朴拙,横划尾部还往往有向上挑的意图,保持了较浓厚的隶书特点。王谢墓志的出土及它们的这些特点,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从清代起就已经产生的关于《兰亭》的真实性的怀疑,再次被提出,从而在本世纪中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兰亭》论辩”,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意见。
        十六国的碑刻则相对多一些,著名的有前秦《广武将军碑》、《郑太尉祠碑》,后秦《吕宪墓表》,北凉《沮渠安周造象碑》等。字体大多在隶、楷之间,风格朴茂古拙。其中《广武将军碑》笔划浑朴,结体生辣拙厚,尤其享有较高声誉。
        墨迹则主要是十六国地区作品,有:前凉《李柏文书》、前秦《譬喻经》、西凉《十诵比丘戒本经》、北凉《沮渠封戴赠官木表》、后梁《维摩经卷》、西凉《秀才对策文》和《妙法莲花经》等。《李柏文书》最为引人注目,它同王羲之早年的《姨母帖》有许多相似之处,保存了行、楷的发展轨迹,对于考察文字的演变和书风的变化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其他几件作品,多介于隶、楷之间,也是文字演变的重要资料,同时由于隶、楷的结合极有特点,在书法领域里也是别具特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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